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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雅贿潜规则
大众网-大众日报 2016-1-6 10:15:46 浏览次数:2515
  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做什么事都要依靠关系,没有关系可能寸步难行。关系和人情靠什么来维系呢?靠礼物。馈赠礼物既便于传达人情,又可以拉近关系。 礼物有很多种,书画作品其一也。 以书画作为“雅贿”由来已久。早在唐代,进献书画就是求官的捷径。据张彦远《历…
 

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做什么事都要依靠关系,没有关系可能寸步难行。关系和人情靠什么来维系呢?靠礼物。馈赠礼物既便于传达人情,又可以拉近关系。

  礼物有很多种,书画作品其一也。

  以书画作为“雅贿”由来已久。早在唐代,进献书画就是求官的捷径。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 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贲。……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元代的李秉彝,做过两浙转运使,“历官有 刚介惠绩。传称有人求吏,以东坡、颖滨二先生手写奏议三十册赂之。”

  明代不仅官俸微薄,而且还常常难 以兑现。故有长物之好的官吏要获取值高价昂的书画,不可能花费自己的官俸,只可能用贪腐得来的灰色收入,或者依靠下级官史与商贾的直接馈赠。收受书画比直 接收受财物要安全得多,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再则,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皇帝曾多次将内府所藏书画折成俸禄,分封大臣,以补国库之 需。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名家书画成为交通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成化时,苏州籍名臣吴宽位高权重,他与画家沈周交谊甚厚。沈周经常有作品赠他,他也投桃报李,在沈的画作上题诗,以为之延誉。一来二往,社会上都知道吴宽 喜欢沈周的画作。于是,沈家便求画者踵门,让沈周不堪其苦。可以说,正是因为当权者的爱重,沈周的画作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近自京师,远至闽楚川 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

  嘉靖年间,严嵩官居首辅,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势焰张天,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嗜好书画,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向严氏父子献媚,中书舍人罗龙文不惜白银千两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自叙帖》。浙江总督胡宗宪也以数百两白银的高价从仁和丁氏手中购得《越王宫殿图》、从钱塘洪氏手中购得《文会图》进献。严 世藩垂涎吴城汤氏收藏的李昭道《海天落照图》,立即有官吏为他收罗。

  有明一代,张居正不算贪官。他死 后两年,万历皇帝抄了他的家,“所蓄不及十万”,据说还是家属所敛。辽帅李成梁封伯时,为了感谢他,送他万两白银千两黄金,被他婉拒。但对于书画这种价格 模糊的雅贿,他似乎并不拒绝。王世贞和他有同年之谊,想做尚书,送了他许多礼物,其中就有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

  以书画做礼品,为馈送行为涂上了文雅的保护色,送者安心,受者坦然。

  雅贿并非局限于官场,许多士绅或商贾也用书画来逢迎好事的官吏,以拉拢关系。海外汉学家卜正民评价说:“那些涉及专利贸易的商人,总是要努力与官员发展 友好关系,用以减少官府掠夺的危险,并在与其他商贾有冲突时取得官员的支持。为了这样做,他们致力寻找切入点,以进入官员的文化圈子。”书画既是官场上流 行的礼品,自然也可以作为商贾交结达官显贵的媒介。

  归根结底,雅贿也是一种交易。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回报的形式和内容因人而异,但求取回报是雅贿的出发点,更是雅贿的实质。

  雅贿成风,不仅增大了书画需求,而且抬高了书画价格。如王世贞所言: “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书画跋跋》中的一段记载提供了极有价 值的佐证:“昔人谓画可摹,书不可摹。摹出画亦即可赏,何必真也,此所云摩诘《奕棋图》者。隆庆己巳,时昆 山顾氏曾携入京,欲售之朱忠僖。索千金,忠僖 酬之三百,不肯。曰:往《清明上河图》是其家物,彼时实获千金,此二宝同价。忠僖曰:彼时买者欲取刻契于时相,非此无以重之,岂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为 重。今我但取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远来意耳。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顾犹执前说,留数月竟不售持去。”顾氏认为王维《弈棋图》与张择端《清明上 河图》应该同价,既然《清明上河图》卖出了千金的高价,《弈棋图》也该价值千金。然而朱忠僖的话却揭示出《清明上河图》价格陡重的实质。“彼时买者欲取刻 契于时相,非此无以重之,岂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为重。今我但取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远来意耳。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由此可知,其一、为了 取悦上官,购买者往往不惜重金,甚至用高于实际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在所不惜。其二、在朱忠僖心目中,《清明上河图》的实际价格“二百亦已多矣”。雅贿对书画 价格的影响真令人瞠目。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采取刑戮与监察相结合的办法,重典治吏,吏治相对清明。 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正德以降,随着官吏铨选方式的变化,吏治日趋腐败。赵翼总结说:“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 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 生日蹙。”当官吏的升迁不系于百姓的公论,而系于上级的好恶时,贿赂公行是必然的。民间也世风大坏,人心不古。对于致仕归乡的官吏,不问人品高下,只问怀 金多寡。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贪墨之风。贪腐一旦相沿成风,整个官场就会变成一个酱缸,纵使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雄心,要想做到也难上加难。“有一清廉自爱 者,则共道其矫,共骇其异,不去之不已。”贪腐成为官场不具文的潜规则,而清正廉洁就是最大的犯规,清廉者也会被同僚视为寇仇。贪腐让明代后期的政治江河 日下。

(责任编辑:佟雯)

注:此文来自雅昌艺术网,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艺博林轩书画院的立场,也不代表艺博林轩书画院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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