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得世纪珍藏夜场拍卖现场

　　导言：2016年5月30日，“佳士得亚洲三十周年志庆 —— 世纪珍藏”特别拍卖于会展中心圆满收槌，全场拍卖百分之百成交，总成交额达到 631,560,000 港元/81,712,921 美元。这是佳士得有史以来首次综合了7大部门(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中国古代及近现代书画、中国古董、瑰丽珠宝、精致名表、佳士得名酿、手袋及配饰)的优势，并由佳士得首席拍卖官、全球总裁彭凯南(Jussi Pylkkanen)主持，于30日晚尽遣三十件经典拍品，为入港三十周年志庆!

　庆生：跨部门首秀

本场最高价拍品为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158,040,000 港元成交

张大千《加州夏山》，成交价：3932万港元

　　“佳士得亚洲三十周年志庆——世纪珍藏”拍卖是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一手策划的。在刚加入佳士得时魏蔚负责运营部门。从后台治理到前台管理，她深感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和部门沟通之间的重要性。于是在佳士得三十周年之际，便别出心裁的想到了让所有部门联合起来为公司庆生营造一场特别呈送，基于此，还特地邀请了全球总裁彭凯南(Jussi Pylkkanen)担任本场的拍卖官。

　　在拍卖结束后魏蔚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做一个专场拍卖的总负责，结果是令人欣喜的。“佳士得亚洲三十周年志庆——世纪珍藏”拍卖精彩呈现了佳士得过去三十年间于亚洲所走过的不凡历程，并完美展现了跨部门间的精诚合作，这一举措让各拍卖品类的藏家于特别时期的特别时刻共同聚首，共襄盛举，引导了客户跨品类收藏兴趣不断深入。

　　专场的排布也颇有讲究，以慈禧太后的《瑶阶福寿》开场。以慈禧的寿桃为拍场第一件拍品开路，刚好与佳士得亚洲三十周岁应景，以124万港元成交可谓可喜可贺。因为要取“开酒庆祝”之意，第二件呈现的是百达翡丽的圆顶罩钟，居然也以124万港元成交。第三件安排的是罗曼尼康帝一组12瓶的拍品，160万港元成功换手。第四件是百达翡丽的小怀表，图案是扬帆渡海，象征着一帆风顺，以316万港元落槌。上述四件拍品均以几十万起拍，最终落槌都在百万以上，给整场开了个好头。

　　排在第6号的是一幅青绿泼墨《加州夏山》，这是张大千1967年的作品，拍前九备受瞩目，加上张大千之前曾创下不菲的纪录因此更是格外看好。这件作品最终以3932万港元成交。随后，赵无极的《红色家园》也以844万港元圆满交卷。

蓝宝石及钻石手链，成交价：5612万港元

　　11号拍品是“克什米尔天然蓝宝石及钻石手链”，以5612万港元成交后，令人瞩目的“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便来到眼前。这件明宣德青花一开始便被一直看好是本场最昂贵的拍品，所以一开拍便搬到了最醒目的前台。魏蔚透露：“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是来自于瑞士的家族珍藏，此尊大罐是在逾一个世纪前的1905年由一位法国官员购自中国，并一直在该家族珍藏至今。这件作品最初是委托方寻觅到伦敦总部的，一呈现即令伦敦总部惊艳这件宣德龙纹大罐的大气和至美。由于还不敢马上肯定真伪，直到亚洲专家部门加入鉴定后方对此作品予以确认。并且此作品曾在纽约亚洲艺术周上大放异采，获得许多藏家滋滋称赞、口耳相传。原本专家打算在伦敦拍卖，希望于英伦再破元青花的纪录，因为当年元青花鬼谷下山大罐就是在伦敦拍出的，但现在肯定是我们亚洲藏家竞投，所以我争取在香港拍卖，会成为我们在5月30日“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的重要拍品之一。”最终这件作品以2200万港元起拍，经过多次加价，以1.4亿港元落槌，再加佣金共计1.58亿港元。

勒迈耶《荷花池边的女人》，成交价：3036万港元

红宝石及钻石耳坠，成交价：8972万港元

　　本次夜场，共有两件古代书画上拍，均有过著录和出版。 明董其昌《云烟书画卷水墨绢本》以1444万港元成交;明沈周虚亭听泉图 以364万港元成交。

　　魏蔚形容：“春天，我们有张大千青绿山水，夏天 我们有赵无极火热的红，冬季，我们有朱德群的《雪景》(1084万港元成交)。 这三十年间，佳士得就是寻着春夏秋冬这样子一路走来。 此外，这些年包包愈来愈受欢迎，这场我们也安排一件爱马仕包。”一件珍罕的雾面白色喜玛拉雅尼罗鳄鱼皮30公分柏金包附钻石配件232万港元成交。 创下了手袋的最高拍卖成交记录。

　　压轴的两件拍品，一件是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创作的比利时艺术家勒迈耶(Adrien-Jean Le Mayeur)的《Woman Around》，是峇里岛女子欢庆丰收的舞蹈场景，象征着收藏家与佳士得一路携手丰收喜庆，红红火火走向未来， 最终以3036万港元获得好成绩。第30号拍品，是估价达7800万港元的一对令人惊艳的红宝耳钉，最终以8972万港元的成交宣告香港佳士得30周年庆典拍卖结束，并以收获6.3亿港元而圆满庆生。

　　魏蔚表示：“2016 年将注定成为佳士得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们接下来将于秋季开启佳士得全球成立 250 周年的盛大庆祝与纪念。”

佳士得全球总裁Jussi Pylkkanen执槌三十周年志庆特别拍卖

三十周年展览现场

　　三十年历程：香港佳士得前世今生　　

　　香港佳士得成立于1986年，30年虽然一晃而过，却成就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起步、发展和腾飞，也引领了亚洲艺术品的收藏潮流。

　　然而人们有所不知的是，香港并不是佳士得开拓亚洲市场的第一站点，在此之前佳士得曾谋求首先在日本发展并在岛国做了十几年的拍卖。佳士得香港瓷器及工艺品部门主管曾志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日本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和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她说：“七十年代日本人什么都买，包括中国艺术和印象派绘画，西方的当代艺术他们也都有兴趣。有一个老前辈曾经跟我说：佳士得进日本遵循的是很浅的一个逻辑——因为日本人有购买力，但要扎根日本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日本当时是很封闭的，这里的艺术商人明确表示不欢迎其他同行以及拍卖行跟他们竞争。虽然我们当年只拍珠宝、红酒，不拍中国瓷器，却直到86年才逐渐发现，日本没有提供太大的空间，所以就转道来了香港。”虽然看惯了艺术市场的风起云涌，但佳士得两位资深人士——曾志芬和江炳强(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管)仍然感叹，30年开拓之路非常艰难!

　　让曾志芬记忆犹新的是，虽然入港不久即体验了80年代末的辉煌，拍过梵高，看着纪录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却出现非常难熬的局面，居然让佳士得不得不进行了三次裁员!到了93年的春天，她甚至感到所有人的脸都是拉长的。

　　97年那阵子，香港佳士得只有4个人，被曾志芬形容为非常“小家子”。“仅租用大厦的一个小角落，还要拐弯抹角才能看到一个黑黑的门，‘CHRISTIE'S’——佳士得标志方才被看到，显得很‘鬼祟’。我于 96年做第一次宫廷艺术拍卖时回到香港帮忙，之后因为自己是香港人，便在第二年被正式调回。在外工作已经太多年，刚刚回来，连语言都有些跟不上时代了。赶上香港回归的关键时候，市场里面资金比较充裕，但因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观望的情绪非常浓厚。在97年年底我们拍‘金观堂’第四部的时候正遇上亚洲金融风暴来临，那一年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几乎在同一时间举槌，所以两家子也存在共同的担心——房地产下来了，会不会累及到很多行业都会垮下来?对拍卖也构成影响?那时候我记得拍一件洪武‘玉壶春’，底价两千万港币，对当时的中国艺术品来说已经是天价了。林华田先生担任拍卖官。在这之前的两场拍卖，非常凄惨，没有人举手，大家显然为11点开拍的这件重器捏把汗!现场虽然人很多，并不是没钱买东西，而是没心情买东西，导致很多拍品流标。到了这件‘玉壶春’居然有一个电话标进来，林先生在很紧张的情况下立刻落槌了……”

　　时间到了1998年，艺术品市场依旧举步维艰，突出的特点就是货品难找。曾志芬告诉记者，佳士得精心编制了一本宫廷艺术专场的图录，仅一百多件而已。很薄的书，封面拍品是一个雍正款的珐琅彩水杯。这件拍品最终拍到六百万，俨然令人欢呼雀跃。“现在这样的杯子要多少钱?今天你有五六百万大概只能买到一个十八世纪的没落款的粉彩瓶。所以这个市场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董其昌 《云烟书画卷》 水墨绢本 1444万港元成交

　　回忆佳士得的今非昔比，江炳强也有话要说：“最初进佳士得的时候，书画甚至不是独立的部门，也没有单独印制图录，只在‘中国艺术品’中占具一点篇幅。后来随着业务逐渐拓展，瓷杂和书画开始分立成两个部门。早期在文华酒店做预展，策展的理念也很落后，限于酒店场地和设施的局限，很多画都无法展示开来。而且那个时候的生意多半是针对经销商的，很少有藏家直接来拍卖行购买。我认为将拍卖移到会展中心，对于佳士得在香港业绩的提升是实质性的一步。当有了更好的展示空间后，我们真正开始做质而不是做量了，并且开始将更多精力转向收藏家。来到会展中心后，极大地拉短了佳士得和苏富比的距离，毕竟他们早来十几年，相比我们更有优势。”

　　两位专家共同认为，进入2000年之后，伴随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成长，香港佳士得也获得长足进步，拍品的质和量都进一步提升，部门也渐次增加，到如今已分列七个部门，员工也从最早的3个人发展到今天的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