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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到达了最神圣的世界建筑圣殿，又扎根于最平民的俗世生活;他不辍地进行各种先锋性的创作和教学尝试，又极力倡导回归自然状态的传统生活;他一直被视为非主流的异类，却得到了主流社会最高规格的认同。
5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将奖牌授予这位登顶世界建筑最高峰的中国建筑师时，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去年11月，普利兹克奖评委会成员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密访，我们第一次有幸看到王澍先生的作品，所有评委都感到很震撼。那次密访结束后，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说：2012年普利兹克奖是属于王澍的!”在颁奖典礼前举行的记者会上，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毫不吝啬对王澍作品的赞赏。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未出版过一本作品集、从未在国外作过设计、从未被媒体特别关注过的王澍，突然接到了评委会通知他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电话。
获奖是一个思考的契机
王澍用“激动”和“惊喜”来形容自己获奖后的心情。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最令他激动和欣喜的不是大奖带给他个人的巨大声名，而是中国公众和媒体对建筑的空前关注。
“中国是世界上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公众对建筑的关注与此并不匹配。这次我得奖从三方面触动了大家的神经：首先，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依靠的是科技力量和经济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中国建筑师一直无法确认自己的水平到底如何。再其次，我的工作室叫业余建筑工作室，其实之前大家就朦胧地意识到，我设计的建筑与城市中心巨大的、闪亮的、标志性的、具有现代化表征的大型建筑不太一样。我走的是一条更加底层、更加贴近普通民众，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生活相关，不那么闪亮甚至有点粗糙的独立探索之路。”王澍说。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在这里出现鸟巢、出现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些建筑不应该具有排他性，不应该阻断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有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在市场潮流中是有独立价值的，至少能够与那些现代的、闪亮的东西并行不悖。”王澍说，“我们以为全世界的城市都像北京一样高楼林立，其实出去一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座古城并非只有发展商业旅游才有价值，能提供让人悠然生活的环境就是城市最大的价值。”王澍希望此次获奖能成为一个契机，让中国人走出臆造的城市，终结臆想的现代化。
“城市化难道一定要与拆迁、与地标建筑联系起来?古建筑保护难道一定要与旅游开发、修旧如旧联系起来?这些问题不是经济力量可以解决的，必须由城市管理者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解决。不能让纯商业的东西无度扩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社会主义国家能做的事情。”王澍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