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通俗油画自然风景写生
    绘画冠以“通俗”，就是要让画儿好看，让人能看懂，这本不是问题。可当今的社会不知怎么了，画儿越来越难看，歪七扭八、龇牙咧嘴、怪诞丑陋甚至恶心，有些则完全不知所云。油画儿之于中国是舶来品，时兴不过百来年，先是崇尚意大利文艺复兴、荷兰画派、法国枫丹白露、巴比松画派等。20纪50年代起则独尊苏俄，80年代前后开始，便逐渐乱了套路，年轻一些的人则更多地推崇所谓的“现代派”。我不喜欢“现代派”，总觉得其故弄玄虚、欺世蒙人的成分多，实在无美可言，也没什么文化内涵，甚至连技法也不讲究。随便弄点颜色抹抹、甩甩，画点方块儿、圆圈儿、道道之类的，连垃圾破烂儿什么的堆吧堆吧也算“作品”。绘画是美的艺术，画的是修养。过去的艺术家们是很注重修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画家都是学者、诗人、旅行家等等；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们更是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化巨匠沙龙的成员。中国古代很多大画家本身也是大诗人、大文学家。看他们的作品，有意思、有韵味、有美感、耐看。问题是一个有五千年辉煌文化艺术历史的中国，怎么今天也玩儿起了这些糊涂滥抹、莫名其妙的不是玩意儿的玩意儿了呢！古人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知美，别之于恶；知善，别之于不善。怎么到了20来世纪的今天，倒是连好坏、美丑、是非都不分了呢？风景冠以“自然”，就是希望少一些人为的干扰。现在人类对于自然的干涉实在是太多了：过度的放牧、掠夺式的采掘、灭绝性的捕捞、破坏式的开发以及杀虫剂、除草剂、化肥之类的滥用等等，诸如此类，总之，只要有利。结果是，钱有了，环境完了。老子说“道，法自然”，孔子说君子“畏天命”，意思就是要尊重恪守自然规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天生万物，唯人类不畏天命而敢于战天斗地。 至于写生，这是近些年不大时兴的了。照相术的发明，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咔嚓”一下，照着去描就是了。当然，抄照片，那是好的，毕竟还不是闭着眼睛胡编乱造。也有很多人劝我照照片画，这话业外人说，不足怪，所谓隔行如隔山，但有很多画画儿的也这样劝我，就有问题了。我知道眼下有许多甚至很有名气的画家，功夫也算了得，都抄照片，所以其画作终究是呆滞刻板、了无生趣。照片当然可以用，尤其在时间紧迫的时候，但只能参照，不能唯照片是抄。作为油画儿，我以为一定要有哪怕是最简单的实地写生为本。中国绘画讲究“行万里路”，说的就是深入生活，其中也包含写生的意思，而且中国画儿本身也有“写生”一说，只不过讲的是“目写”“心写”，不侧重对景“实写”罢了。因为中国画儿追求的是“意象”“神似”，不要求形的表似。
    我爱写生，耽其松灵、活泼、自然、生动，仅管有时或不完整。而且写生本身，置身自然、东寻西觅、掂派取舍、轻重疾缓，亦惬意耳。说起来我也算是正经的科班，1965年考入美院附中，1973年分配工作离校，一上就是八年，这是连大学都读完的时间，但时值“文革”，正经上课还不到一个学期，其他时间不是运动就是劳动。然而塞翁失马，“文革”后期我们几个没被忽悠到东北去的同学，随美院下放到农场，几个学生面对几十位讲师、教授的指导，何等的幸运。而且那时的老师教授学生，一定是倾其所有、精心、细致、不厌其烦。我想这等待遇，恐怕是空前绝后了吧。在这里我要感谢曾任我班级老师的高潮先生、高亚光先生，不是我班级老师的老师赵友萍先生、李天祥先生、王德娟先生、马常利先生、杨红太先生、卢沉先生以及当时在校的诸多先生们。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几十年来一直给我以肯定、支持、鼓励和帮助的挚朋好友、初中时的同窗刘国荃君、齐同和君、李宝虹君。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我能有今天的些许成绩，与诸君是分不开的。鲁迅先生曾录条幅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余不才，能有诸多知己挚友，幸甚、幸甚，“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最后要声明的是，本书名为《中国书画百杰》，这是统一的，没有办法，我自知所画虽平平，绝非什么“百杰”，唯有汗颜。聊以自慰的是，绝不故弄玄虚忽悠人。

                                                  2014年太行山人张小平于双清别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