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原名梁淦堂，1925年中国农历三月初八出生在中国河北省蠡县梁家庄。那里有着非常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因此，他从小就喜欢绘画。但是在他出生的年代里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民族危亡的时期，父亲梁建勋外出谋生，长久不能回家，由于生活所迫，他随母亲和两个姐姐到山西寻找在军队工作的父亲。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吃紧，又随逃难的队伍来到陕西宝鸡的蔡家坡，住在大姐家，在当地的扶轮小学、扶轮中学读书。在学习期间，他们班得了一面锦旗“炎黄之胄”，说是有代表中华民族子孙的意思，他就给自己改名为梁黄胄，立志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子，后来大家都叫他黄胄。

1940年，黄胄的父亲得了痨病，回家不久就逝去了，他从此辍学。说书场、贫民窟成了黄胄常去的地方，他在那里以速写的形式来画“说书人”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画家。

1943年，他认识了由法国回来的画家韩乐然先生，并帮助韩先生背画具一同在陕西八百里秦川旅行写生，同时接受了韩先生有关素描、色彩等绘画基本功的训练和做人的指点，让他知道有出息的画家不能依靠父母，不能关在画室里，要到大自然、到社会生活中去磨炼自己的道理。后又拜师于著名画家赵望云先生。

1945年，他有机会到“黄泛区”旅行写生。这一地区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溃败时人为地炸毁了河南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黄河决口一泻千里，当时受灾范围达44个县，在历史上称为“黄泛区”。在他从西安到开封，沿途所见到的都是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的灾民。残酷的现实让年轻的黄胄非常震撼，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满目疮痍的情景以绘画的形式如实地描绘出来，唤起人们的良知来改变这悲惨的世界。黄胄虽然只有两次去过“黄泛区”写生的经历，合计约八个月的时间，但这对黄胄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从那段时间后他确立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了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走“生活之路”的艺术创作道路。

1949年5月，黄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做西北画报社和战士读物社的美术编辑和记者，工作要求他要不间断地把西北五省军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好人好事以绘画的形式反映给读者。1951年，黄胄受聘于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现为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做兼课教师，这期间他和郑闻慧女士相识相爱并成为终身伴侣。1954年，军队派遣黄胄到正在修筑青藏公路的辎重部队采访报道筑路工人的事迹，并参加了1955年元旦在拉萨举行的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的通车典礼。在这半年多的写生和生活经历中，黄胄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原本想回到兰州后再好好地把这些素材和感受以主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还没等安定下来，同年的5月，军委下达调令，调他到了刚组建的总政宣传部创作室担任创作员。

在此期间，黄胄创作了他的重要作品《洪荒风雪》，这幅作品取材于他的一次经历，他在青海经过格尔木兵站时，大雪封住了前进的道路，天地之间只有雪花。在等待天空放晴的时候，寂静的大漠里突然传来了驼铃的叮当声，放眼望去由远方逐渐走近了一支地质勘探小分队，黄胄见到他们后彼此互相拥抱，这种激情和感受让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决心要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几易其稿，画出这幅定名为《洪荒风雪》的作品。1956年，此画在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了金质奖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在艺术领域上收获的国际奖项，那年他31岁。

黄胄在北京创作室的地址是东郊六里桥，在那里有一个兽医防疫站，经常有毛驴来钉掌，这给了黄胄观察认识和研究毛驴的好机会，他尝试着以中国画独特的笔墨在宣纸上书写表现出毛驴吃苦、耐劳、倔强又温顺坚韧和灵动的美，并认真研究毛驴的骨骼结构和各种形态。他以娴熟的笔墨技巧把这个历代贬之为“犟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农家好伙伴——毛驴，塑造成了一种很可爱的艺术形象，让世人喜欢毛驴，更喜欢黄胄笔下形神兼备的毛驴画作。

黄胄从边远的西北边疆到人才济济的北京以后，意识到北京是元、明、清的三朝古都，在这里沉积着上千年的文化艺术传统，聚集着中国历代的文化宝藏。黄胄因为过早地失去了父亲，没钱上正规学校，他觉得很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他寻师访友，博览世界绘画名著，他更关心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他向专家请教古字画的鉴定知识，系统研究前人的绘画优劣，经常到故宫临摹优秀的艺术作品，学习书法。黄胄因为有长期画速写的锻炼，具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加上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黄胄创作了《苹果花开的时候》《打马球》《巡逻》《出诊》《帐篷小学》《洪荒风雪》《金色的道路》《天山南北好地方》《藏童上学》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插图以及《毛主席回韶山的谈心》《井冈山第一面红旗》《赶集图》《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作品。这些作品，以清新明快的笔法、浓郁强烈的生活气息、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一扫过去远离民众生活，在绘画上形成的程式化、概念化的陈规旧习，使新中国的人物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他虽然没有进入正规美术学校，但是他却影响了美术界和美术院校师生的创作理念和创作道路。“黄胄画风”作为一种崭新的绘画形式广为流传，对那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被大家认为是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时期。

1966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黄胄也和其他知识界“反动学术权威”一样受到打击。黄胄被定为“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受到批判并接受劳动改造，繁重而不恰当的劳动使他患上了难以治愈的脊椎综合症。限于当时没有治疗的条件，他只能忍着疼痛坚持做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5年，黄胄离开军队，到轻工业部任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从此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美术领域，他要把失去的时间尽力地抢回来，因此更加努力勤奋创作。1975年到1977年，他画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飞雪迎风》《欢乐的金秋十月》《曹雪芹肖像》《日夜想念毛主席》等作品。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时，黄胄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在完成这张大画后，他在下公交车时跌倒被送进医院，住院治疗达两年半之久。

黄胄，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息息相通的爱国知识分子，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艺术家。当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时，他又回到他朝思暮想阔别15年的生活基地。由他妻子和女儿梁缨陪同，第五次到新疆各兄弟民族之中，新疆各地的父老乡亲们也正处在重新振奋精神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热情之中。美丽的天山南北让他陶醉，他越走越远，胆子也越来越大，从低于海拔的吐鲁番盆地到最西端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描绘那些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兄弟们。每到一地，黄胄都马不停蹄地写生，记录挖掘那里风情物貌中的真善美，历时八个月。回到北京后，他为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创作了人物众多、场面巨大的《欢腾的草原》《草原八月》，为中南海创作了《叼羊图》，还创作了《姑娘追》《听琴图》《卖水果的姑娘帕夏》《巴扎一瞥》《驼背上的小学生》《女教师》《维族舞》等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精美作品，给大家留下了各族人民欢快热烈的生活诗篇，给人民留下了永久的视觉记忆，这也是被美术史家评论为黄胄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1981年，中国文化部要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现为国家画院）。文化部借调黄胄主持筹建工作，等中国画研究院建成后，他辞去研究院工作，专心画画，先后到祖国江南和海南一带熟悉那里的民众生活，描绘了秀丽的江南山川和海南的渔民生活，这段经历使黄胄作品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和更具有中国传统欣赏习惯的面貌。

1984年以后，黄胄走出国门，他的作品先后在日本、中国香港、伦敦、新加坡、杜塞尔多夫、汉堡、罗马、巴黎等地展出，海外朋友们通过他的绘画作品了解到中国的发展状况和中国绘画的魅力，他也顺便参观访问了各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从而萌发了在中国建立一座集展示、收藏、学习、研究等于一身的美术博物馆的想法。

1986年春节后，黄胄接受新加坡《联合日报》的邀请进行个人画展和讲学。画展期间聚集了很多华人华侨，他们对黄胄的画作非常赞赏，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给以高度评价和期待，有些热爱中国文化艺术的企业家愿意为黄胄在北京建立一所黄胄艺术陈列馆，而黄胄更希望建一座弘扬民族艺术的综合的艺术博物馆。他的想法得到了各界及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支持。1987年10月该馆立项，从此他放下他心爱的画笔，一心一意、一砖一瓦地操持在中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文化艺术公益型美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的事业中，为了这个馆的建设，黄胄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991年，炎黄艺术馆建成开馆，黄胄担任了第一任馆长。因于长期的过度操劳，1996年他再次病倒，1997年4月23日逝世于广州。黄胄也走完了他激情燃烧的72年岁月。